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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之一：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之深宅礼义

　　一百多年前，在北京、上海、武汉这样一些晋商做生意的地方，曾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挖苦晋商，把他们看做土财主，有了钱只想着急急忙忙回到乡下，盖起一座座体面的宅院。
　　离山西省会太原大约六十公里，有一个叫乔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着一处气势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过去的院落主人姓乔，所以现在的人都管它叫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由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动工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750年左右。它最后一次扩建是在1937年。工程刚刚开始，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
　　晋商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分庞大的建筑规模。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
　　不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宅院的规模，目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明清民居建筑，似乎都比不上晋商修建的这些深宅大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山西商人的气魄如此之大呢？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你没有经济实力，你这个建不出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别像晋商、徽商，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比如拿故宫来说，它这个建筑要不是在王朝盛世，它出不来。第一要有经济基础，没有钱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没有钱买不到。第三要有很高技术的建筑工匠，建筑的匠人，雕刻、绘画、彩画这些。所以建筑你要脱离了经济基础，不可能有很高的很多很好的艺术。”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山西省境内的许多晋商居所都被开辟为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纪念馆。有些院落甚至是几乎未动一砖一瓦，只是挂上块牌子，就从一座几百年前的商人住宅变成了供现代人瞻仰、游览的博物馆。
　　这件事做起来之所以能如此轻松、便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深宅大院在落成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些供人们参观瞻仰的基本要素。主人在设计修建它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说一旦你要进来看，我就要让你看到与众不同的东西。
　　对于国人来说，落叶归根是每一个游子心灵深处的愿望。浪迹天涯，忙碌辛劳，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而这其中最显赫的标志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属于自己的宅院。
　　晋商之所以在修造住宅时，做得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学生意。不论你走到哪里，商号里的伙计制度是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如此计算，当一个六十岁的山西商人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中部开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规模修造房屋。数量众多的高墙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晋商的祖荫之地，既昭显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摆明各自的实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建筑是一种文化，建筑的确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气质出来。有的看着很商业气，俗气，有的看着高雅一点，有的看着，它是有这个，有些建筑能够塑造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庙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塑造这种气氛，把你的感情扣住。我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气很浓呢？我有文章特别写王家大院讲这个文气问题，一个是体现在它的礼制上，礼。我们中国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里面，这个礼的问题，礼制的问题，它是一个核心。礼制从周代一直往后，一直贯穿下来。礼制是一种儒家文化思想。”
　　山西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很深的地方，从山西各地曾先后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礼器。这些珍贵的文物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山西这片土地就已经成为礼乐昌明的所在。
　　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始建于隋代，今天看到的主体建筑大都是明清重建的。可以说，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在这一时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同处一地的晋商大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建起。儒家文化提倡的“智信仁勇”在关帝庙的建筑中得到了体现，而儒家文化精神内核的“礼义忠孝”在晋商宅院的主体建筑思想中也被凸现出来。
　　站在高处俯视这些民居你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四方的线条构成。所有的建筑又都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中轴线对称地铺展开来。每个院落都由正房、厢房构成。正房是父母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住在厢房之中，建筑中隐含着长幼有序。
　　高高的台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建筑元素，但在乔家大院中偏偏有一处院落没有修台阶。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主人的疏忽，而是因为这个院落过去是乔家佣人的住处，佣人是没有权利步步登高的。晋商用这种方法体现了尊卑合礼。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有个秩序的，那么这些秩序要合乎礼的要求。礼讲究尊卑长幼、男女尊卑长幼，在讲究这个东西的。这个是一种文化、一种素质。没有礼，无礼就没有秩序。礼的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秩序上，有序的，不是无序，不是随意性的，它有这么个东西，反映了这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气。”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人们为了抵御当时游牧民族的入侵，开始在这里筑城。汉代刘邦建国后就把自己的儿子刘恒派到这里防备匈奴，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平遥在过去也被称为中都。
　　山西在元朝时是蒙古贵族统治的中心地区。为了重树汉族皇权的威严，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必要按照严格的儒家礼法，来重新安排城市的布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有个礼。我个人做人要有礼，我家庭要有礼，国家要有各种各样的礼式。我们这个城市建设建筑方面，有礼的依据的，那就是《周礼·考工记》。《周礼·考工记》具体地规定，讲我们都城怎么规划。除去《周礼》之外，各个朝代还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定。”
　　平遥古城的初期建造年代相传为西周时期，现在看到的城墙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基础上重筑扩建而成。城池周长为6163米，墙高12米。平遥城墙在清朝四百多年时间里，曾经有过四次修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元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和前几次不同，这次工程是由商人主持，工程所需资金也是由平遥城中二十四位商人解囊相助。
　　平遥城墙在商人们的主持下，有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墙的雄伟坚固使城里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但是，加强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并不是晋商的惟一目的。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他们处心积虑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军事设施的修建中，同时能和儒家的文理融合起来。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张燕生：“孔子不是在春秋的时候做过中都宰吗？它是鲁国的一个地名，也是中都，平遥也是中都。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么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把他的弟子们，也在敌楼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是它不是就此而止，并不是让这些人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不是那么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敌楼也好，垛口也好，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嘛。用文的意象，孔子的弟子是文化的文，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象来取代武备的设施，就是偃武修文的意象，就是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就是从此不打仗了。”
　　1997年，平遥古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平遥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本原因是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内有许许多多知名或并不知名的古代建筑也被保存完好。
　　临汾地区的魏村地处偏僻，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村子里有一座古代建筑和村子里的老百姓混杂在一起。牛王庙戏台是元代建筑，在古建筑专家，特别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人眼里，它的名气可以说如雷贯耳。
　　山西晋城一个叫寺南庄的地方，宋代建造的大殿仍然那么神采夺目。
　　这样的例子在山西举不胜举，倘若五台山、云冈、晋祠这样举世瞩目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尚可理解。问题是那些散落在山西各地的大量古代遗存，还能保有今天的面貌，就不能不对与这些文化遗产世代相伴的山西人重新打量了。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恶劣，但这里的民风淳厚，排斥尚武好斗。宋人谢悰说：“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厚”；明代《山西通志》记载：“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淳而好义，俭而用礼”。
　　同时，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明代以前这里涌现出晋文公、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等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这对山西的人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晋人勤俭、耐劳、礼让、诚信的民风蔚然而立，平遥古城的完整保存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吧。
　　在平遥，在太谷、祁县，在山西其他许多地方，晋商不仅建起了方正、规矩的深宅大院，甚至建筑中一些细小的局部，也都为了增加含义而用心良苦。
　　书房门口的石墩上，刻上两只香瓜、一卷书，表明这里是“书香门第”。
　　这里原来是一处祖孙三代居住的院落，正厅由父母居住，于是石栏杆上的装饰就是猴子和抱着鲤鱼的孩子，代表了老人希望儿孙能“后辈公侯、年年有余”。
　　厢房里住的是儿孙，于是装饰图案就由表现孝行的二十四个故事为主题。
　　儒家提倡人与人交往时，态度要温和、恭敬，要互相忍让。这些品质在经商做生意时当然更加需要。山西商人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经过融会后纳入到经商的范畴中来，有些观念经过改造，甚至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主导思想。
　　学者余秋雨：“他又把我们中国商人，原来多少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道义感，大块面地引入到商业文明当中。因为原来好像儒家所给的道义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主流文明当中比较完整。商人就是好像投机取巧，无商不奸等等。山西商人不是，干脆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淳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这种道义感，全部移到了商业文明当中来。”
　　道义感的建立对于本分的商人来说是热切盼望的。封建社会里，商人必须面对的是繁重的捐税、难料的灾祸、官府的豪取、强人的劫获。他们当然企盼世存公平、人怀道义。
　　山西和内蒙交界处有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众多山西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康熙初年，三个山西人流落到这里，走街串巷做起了小买卖，可光靠挑担卖货养活不了自己，他们只好凑钱开了个小小的草料铺。由于本小利薄，三个人早出晚归勉强过上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有一年临近年关，一连几天大雪封门，生意没人来做不说，吃饭都成了问题。饥寒交迫之下，三个人倾其所有煮了一锅稀粥权当过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正端起碗来准备吃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有人敲门。这么晚了怎么有人敲门呢，总得开开看看，一看进来一位白胡子老头儿，拉着一匹骆驼，驮着些东西，说要住店。这么晚了，我们这地方什么也没有，过年没有什么好吃的，你来干什么？他就说没地方去，非要住这儿。所以他们只好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以后，这老头儿一天又饥又渴，走到这么晚，没吃呢，看着他的粥想喝。他们也没吃，最后说只好先请这老人先吃，所以就给他盛一碗小米粥，来喝着粥。喝完一碗，完了，两口完了，再喝一碗，几口很快就把这一锅粥喝光了。过年这三个人也没有喝上粥，就这样过了年。这老头儿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人不见了，骆驼也不见，但是驮垛留下了。”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里面全是银子，银砣子，后来说怎么办？怎么也找不着，找不着这个客人，然后铺伙就商量，掌柜的就商量。这样，咱们把人家这笔钱点清楚了，比如说30万、50万，然后给它当成股本，放进咱们的本金里。然后每年，过去大盛魁是三年一结账，每三年结账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再给人家加进去，进入万金账上。这样的话滚了几十年，仍然这个钱的主人也没有出现。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主人的财神股，和它的本金和它的利息。”
　　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当年的那间小小的草料铺已经发展成为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号，商号的名字也用上了大盛魁三个字。
　　就在大盛魁日进斗金的鼎盛时代，商号定下了一个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年春节大年初一，大盛魁既不请客与同行联络感情，也不摆酒席酬劳辛苦了一年的员工。而是全号上下一万多名员工要在掌柜们的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喝上一碗稀粥。
　　从康熙到道光，大约在两百年的时间内，大盛魁的经营者前后换了十几代，但每一代人都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这个规矩。
　　大盛魁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是对那位帮助过自己的恩人，郑重其事地表示一种怀念与感谢，更深层的意思是要让大盛魁的每一个员工都能牢牢记住，大盛魁能从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发展成一家规模宏大的商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以义制利。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说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寓礼于情”是晋商，特别是那些气候大成的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守的信条。在乔氏家族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这处四合院。日后声名显赫的乔家大院就是在这座四合院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
　　乔贵发这样做，应该说纯粹是出于报恩的心理，因为他和那位程姓女子，只是在少年时有过一些接触，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人几乎连面都没见过，他们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难以割舍的男女之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拿出一笔钱来帮助那对落难的母子摆脱困境，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乔贵发认为那样做还不够，他是用自己的后半生来报答二十多年前的一粥一饭之恩。
　　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这样的事情，在传统的豪门大家之中是非常少见的。
　　随着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自明代算起，全国科考中共产生进士137名，山西只有9名，远远落后于安徽、陕西等地。到了清代，这种轻学重商的后果更加明显得显示出来。清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第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学者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在分析山西商人人格的第一点就是，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我有了钱以后，叫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但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
　　雍正皇帝看到山西巡抚的奏章后，批注了这样一段话：“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右是古代对山西的称谓。雍正对山西这种有悖伦理的现象，态度并不明确。他既没有表示愤怒，也没有表示赞许。或许山西那已成气候的商帮群体，在他眼里就像是为皇宫后院平添了一个巨大的银库，那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晋商在商场上规规矩矩地做生意，经商致富之后回到乡下再修造起一座座规规矩矩的高墙大院。在岁月的轮回中，一代又一代的晋商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在传统的深宅大院中开始出现与传统并不完全协调的因素了。
　　乔家大院最后落成的院落中，门窗开始采用欧洲的式样。更多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透过这些大窗子从外面渗透了进来。他们甚至让一列火车跑到了自己的屋顶上。
　　与此同时，在一些晋商的家庭教育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加了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乔家的最后一代家长乔映霞是当地第一个穿起了西装的人。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慧：“那会儿学校办得不错。我们家从太原师范跟第一师范请教员，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学生不请，就那么厉害。教育特别好，设备一般学校比不了。体育里头足球、滚的铁环、踢毽、跳绳、跷跷板什么的，体育用品特别全，乒乓球孩子们随便玩。那会儿没有手风琴，那会儿是脚踏的风琴，踏的那个，老师天天给我弹那个，特别好听，到现在那个声音好像还在呢。”
　　门楣是宅院的脸面，过去在这样的位置，晋商往往要刻上标榜儒家学理的内容。可在这处清朝末年的晋商宅院里，门楣上的图案竟是一块标着罗马数字的钟表，只可惜这座原本应该指示时间变化的钟表是由青砖雕成的。雕刻完成时，它的指针就永远地在某个历史的瞬间凝固了。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辉：“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五十年了。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这些地方，轮番去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也在全国是票号最重要的码头。”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
　　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
　　从八十年前，雷履泰大掌柜创立票号开始，山西票号就建立了严格的商业信件往来制度，在这些信件中，除了经营状况还要涉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价涨落、官员升迁、军队调防等等内容。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社会信息，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才能从容地遥控遍布全国各商埠的生意。
　　1904年春天，李宏龄在信中向大掌柜提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建议。
　　“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
　　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一座座县城中来。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几个大影响，一个就是五口通商，实际上就是打开了中国的一些口岸城市。口岸城市被打开以后，马上进入中国的首先是这种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外国大的商业集团或者说跨国公司早期的一些，比如东印度公司等等这些公司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实际上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要把它的产品要输入中国。”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忠民：“所以最早的银行，就是里茹银行，后来就是汇丰银行等等，麦喀里银行，英国的银行最多，美国的银行还有法国的银行也有，东方汇利银行，法国的，再稍微迟一点。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有其他的，荷兰什么东西，他们好几个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这样呢有着比它票号更优越的制度，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的还是制度。其次的可能与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大老板，长期住在山西，住在平遥这些地方，晋中。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么一些早近代化的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商业的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外国银行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当西方银行给票号造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时，山西商人中一些人开始醒悟，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挽救票号。李宏龄就是这些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战乱之后，亲眼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他完全进去，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他认为进去以后，还是我自己搞比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个参与，所以他不想参加。”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我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经营很成功的，我没有不成功，那我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说你这套已经过时了，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就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来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账，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清末，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应当说影响比较大。”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一个呢，它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以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那我自己觉得银行这样做，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呢，你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山西会馆内，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正聚在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正是由于李宏龄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分号掌柜们都开始赞同改组银行的主张。朝廷颁布的注册制度，再次为票号改组银行提供了机遇。所以原本商议如何应对朝廷新章程的会议，逐渐变成了研讨合组银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
　　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县城中的总号写信。这些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汉口分号的信中，甚至采用了这样的口气，“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冷清。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当时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强烈要求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有做出反应。票号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等待毛鸿翰的态度。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也就是说，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今天讲经理掌柜们，他的一种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就是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那么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那么试想山西省有那么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当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
　　毛鸿翰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毛鸿翰既没有说明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必再张罗。不仅如此，把合组银行这样一件对票号业生死攸关的大事轻描淡写地转化为李宏龄的个人意见，言语虽然含糊，态度却非常坚决。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信使不是别人，正是李宏龄在毛鸿翰手下供职的儿子。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妄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呢？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这个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大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这个创业之时，山西商人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急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体。”
　　1908年冬天，11月20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利。“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
　　十年之后，当他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败记》时，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腔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心血，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尚未实施，就付之东流了。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毛鸿翰。
　　最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利益纷争，自己先吵翻了。这种情况下，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离开票号，回到乡下，以开设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名夺利。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