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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之二：电视片《河殇》解说词4-6

　　第四集 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着。)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 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 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 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 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钟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 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 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 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 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着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干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 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 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着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 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 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着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着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着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 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 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 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 擦，也抵消着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 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 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 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 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 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 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幺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 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　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朦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 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 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
　　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伽利略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 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　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 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 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 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 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 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　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 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　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象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　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 仍然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　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　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 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 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　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　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 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 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 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 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 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 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全文完）v